同年10月10日的《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指示》，不仅在其特作如下规定里有当杀者，应即判处死刑等表述，而且规定目前法院工作，应以处理反革命案件为重点。

[2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9]20号，第4条。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对行政复议案件的审议结果虽然没有拘束力，《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守则》仍然规定，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议的委员应当主动提出回避。

未经本单位领导批准，不得擅自使用单位印章。即使法律、法规、规章有规定，法院对于内部程序的瑕疵也应区别情况，衡量法律价值作出判断，不搞一刀切。在实行无记名投票的情况下，各位专家的意见无从公开。原告方提出，虽然没有相关的条文规定委员可以或者不可以投弃权票，但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委员们是被遴选出来以解决学位评定这一特定问题，他们有权力也有职责根据自己的判断表示赞成或者反对，但不应弃权。与咨询论证事项有利害关系的专家，应当回避。

《社会保险法》（2010年）第80条：统筹地区人民政府成立由用人单位代表、参保人员代表，以及工会代表、专家等组成的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掌握、分析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对社会保险工作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实施社会监督。上海市两级法院否定了该观点，并责令被告重作。这需要从机构、人员和程序多方面考虑。

建立行政复议委员会后，如果一级政府内建立几十个行政复议委员会，显然不可能，既无此人力资源，也浪费人力、物力，势必应改为在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中设立一个行政复议委员会。《行政复议法》已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复议时，可以对据以作出该行为的行政规定申请复议。建国以后，我们就在一些单行法中规定了对行政决定不服，可以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复核、复审等名称的复议制度。（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

因此，复议和诉讼的基本功能，是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权利。此次修改，必须对此作出明确规定。

进入 应松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行政救济 。既然各部门都是代表政府的，就应该是各级政府当被告。从根子上说，法院内部设置民庭和行政庭，原是为了方便当事人更好解决其纠纷，如果这一设置反而增加其讼累，法院就应该主动加以完善。把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改为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这一变化，至少是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行为，也包含到了受案范围以内了。

然后作列举否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公权力不能自由处分，因此不能调解，除非属于自由裁量范围。这一点与行政诉讼不同。规章和复议的关系，与行政规定应该大致相同，不过对规章的审查权只限于国务院，更需要对规章纳入复议范围后可能产生的受案情况作出足够的估计。

这两项救济制度具有内在的联系，因而可以、也需要一并加以论述。《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中有关复议和诉讼的程序设置都是或应该是按照解决争议的要求来设计，这已为我国复议和诉讼制度的长期实践所充分证明。

要达到公正，一是要处理这一纠纷的机构和人员必须是中立的、无偏私的、不受干预的。二是，建立行政复议委员会后，复议机关当被告的制度也必须改变，因为复议行政案件的是一个由专职与非专职人员组成的委员会，具有相当的中立性，其任务只是对行政争议作出裁决，显然不能当被告。

法院民事判决后，行政决定自行失效的构想似不符合我国国情，因此，对诸如裁决、确认、登记、确权一类的案件，行政机关已经介入，应该先提起行政诉讼，一并解决民事纠纷，建立一套行政附带民事的制度。这一点在《行政诉讼法》中没有明确，但实践中都是必须这样做的。《行政复议法》的修改面临同样问题。这两个定义表明：第一，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都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制度。毫无疑问，在行政诉讼中，法院不能适用违宪违法的法规，在对具体行政行为审查时，法院必须确认该行为依据的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是在其职权范围内、并与宪法、法律保持一致的。实务和理论界对此争论不休，最终形成了共识，把列举肯定改为概括肯定：一切行政行为皆可诉。

这种构想是否也可以适用于行政复议，规定裁决、确认、登记、确权等案件都可以先申请复议，这也将有助于行政复议制度的发展。二受案范围是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在《行政诉讼法》立法之初，关于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多大范围的行政案件，也曾经是讨论最多的重点问题之一。

如果当事人对复议裁决不服，还可以起诉到法院，由法院最终裁决。公开审理，让所有的人看到本次争议是如何解决的。

且一级政府集中复议，也有利于政府首长更多地了解各部门的工作情况。通过《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复议程序按公正要求作了改进，等等。

起诉不停止执行建立在向行政权倾斜的基础之上。一是，按《行政复议法》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公民对部门所作行为不服，理应由政府进行复查、复审。辩论充分，才能使所有的证据、理由、依据公之于众，是非自然分晓，复议委员会也才能据此作出正确、公正的裁决。

七学习国外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经验，主张在我国行政诉讼中也建立诉讼类型化的意见，时有所闻。在诉讼中，现行制度是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各部门当被告。

而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也即在出的过程中可以将其类型化，并作出准确的裁判。因此有必要改为起诉停止执行。

这也是《行政诉讼法》应该明确的。其实，复议机关在审查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时，当然也必须对据以作出该行为的行政规定进行审查。

对不予受理的行政行为中，抽象行政行为可否受理，是二法修改时受案范围中一个共性问题。于《行政诉讼法》之后制定的《行政复议条例》和《行政复议法》都沿袭列举肯定的模式，此次修改，也应该改为概括肯定和列举否定的模式法治国家法治是人类重要的实践活动。在司法机关部门会议以及司法内部决策会议中予以体现。

（四）检察工作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我国立法明确规定的有权对法律进行司法解释的机构之一，它的一些司法解释本身就是政策的表现形态，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对公共政策的阐释和理解，并根据社会情势的变迁，及时制定或将有关现有规则转化为司法政策的形式，形成有约束力的成文条款，并进一步内化到司法过程中。类型思维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意义。

著名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指出：由于这种现已存在的法律具有必然的不完整性和频繁出现的模凌两可性，所以司法机关根本就不可能将自己只局限于其基本职能之中，而且总是发现有必要对现行法律进行扩充和补充，当然这种扩充和补充是经由人们恰当地称之为法官造的法律来实现的，但是即使如此，法官的这种造法职能仍必须被认为是其基本职能，所附带的一种职能。如果草案的绩效评估报告无法通过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的审查，则不得进入到讨论程序。

这种评价，不仅能够为认知者提供认知意见，进而改善认知的策略，引导个体或共同体不断提高认知条件。[11]顾培东：《能动司法若干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2010 年第 4 期。